孙时进：博士，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医学与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监事长，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兼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委会主任，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

【演讲摘录】

前面邵老师讲了时代的变化，我觉得先回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中国今天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走到今天，四十年之前，说实在的，那是一个经济上濒临崩溃，所受教育程度在全球如此之低。我们以前以为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后来发现地大，物并不博。当时中国的情况，实际上有一本书，说如果这个地方崩溃了，世界将会怎么样，实际上那不是一块肥肉，是大家担心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被开除“球籍”的问题。

四十年之前开始找到一条活下去之路，我觉得中国人能不能活下去，首先是求生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是重新回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样一些原则。当时唱的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就可能是超出想象的。昨天还看到78级一个学生说跟美国人谈，当时在中国的一个湖边，说这样一个湖的面貌如果像美国某一个湖，至少要一百年，他们再相见的时候，美国人感慨。

四十年，今天改革开放，经济上面取得的成果确实是令人瞩目的。从生存，怎么去发展，或者生活，中国人从生存到生活。刚才邵老师讲的情况，我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单位有一个人，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唯一一个毛病，这人脑子不太好用。领导当时的一个希望就是，这个人这么好，无论如何不惜代价要把他的脑袋治好，送去治疗了。治疗的结果，这个人脑子治好了，回到单位，领导分配他工作，他当时就说，我也是人，别人也是人，为什么让我干别人都不干的工作，这个领导懵了。

一个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崩溃可能不是在极为贫穷的时候，可能是贫穷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所以这个关口是非常困难。咱们今天谈这个话题，从生存到发展，从生存到生活，我们开始活出自己的意义来。而且如果说第一次寻找生存之路只是替中国人自己在寻找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四十年，如果这群人找不到这条路的话，我相信世界不会幸福。这一次肩负的使命是替世界一块寻找，共同寻找。迄今为止我已然认为那句话是对的，现在我们是对话，共同寻找精神家园。我觉得中国人今天肩负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没有改，我觉得是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谈，是在我们一个觉醒的民族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发展跟生存，先是生存，然后是发展，逐步呈现出来，又活出自己的个性，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今天的主题是健康心理与快乐生活，实际上是我们怎么去寻找一种美好的生活以及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寻找失落的人类自我。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很有意思。

尽管今天有很大的矛盾跟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整合的心理学，包括一批一批到大陆的，欣喜若狂的发现这个五千年国都的文明，一定有很多对抗痛苦、挫折、压力的方法，而且不但有理论，而且有技术，所以他们欣喜若狂发现这些技术可以服务于当代社会。

刚刚秦畅老师也提到技术的发展，包括AlphaGo打败了围棋冠军，人类很恐慌，这一点我跟秦老师是一样的，当机器代替人的时候，人要往神的路上走。我们在这个新的发展过程中间，东西方，不是哪个好、哪个坏，我们要把东西方的交集点上面的东西找到。在新的开启面前，寻找精神家园面前，面临的困难一定比第一次看起来表面上少，实际上可能更加艰巨。我觉得我们整个的思路是不能变的。包括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能够坚持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坚持这样的改革开放，我相信我们美好生活的追求会更加充分和发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找，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所以在这一点，如果按照儒家的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中国传统的底色显示出来，结合东西方的，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心理学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如果我们在每个家庭，就是心理治疗，包括这些原则，关注的是什么？如果心理咨询的原则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使人际关系更好。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这样一个社会也就是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尊重差异。打个比方，机器也是这样，要想活得好，视觉细胞、听觉细胞，不是把对方干掉，是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机体完整发展出自己，这样一个机体就是健康的。如果一定把别人变成自己，一定分成高下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有麻烦。癌细胞就是把其它的细胞变得跟它一样，这就面临着毁灭。

我们今天提核心价值观，包括平等，在任何时候我们的不平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党成功的经验，在延安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来这块地方，深刻的感受是，不要看它很弱小，因为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从科学技术到人文，到了一个基点，东西方的结合，洋为中用，古代与现代的结合，古为今用。心理学工作者在这里面建构的，从下行的做起，如果家庭实现了这种理念，这个家庭就是幸福、和谐的。所以重新开启的生活，我觉得未来成长的攻坚，前人没有走过，就像咱们当初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上面解决问题，前人没有走过。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他说他非常想知道，不是研究他的思想，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不是从专家做起，就像咱们抗日，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军事家做起，也不是领导关在那想出来的，是第一线的老百姓在探索、实践中间，从群众中来，找到了群众的经验，到群众中去，领导也好、学者也好，整理之后再进一步推广。

今天在长宁做的这件事，可能在今天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值得注意的焦点。今天发生的事情，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在探索我们看起来做这个事情放大了，非常大的历史使命。当然我说我想那么大的事也没有那么痛苦，我觉得很开心。

我一直做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学者，保持底线、保持基本的东西。说实在的，我很难把自己和学者挂起钩来。所以刚才说痛苦，我一点不痛苦，我是觉得碰巧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像在沙滩上面挖沙子一样，仅此而已。当然这个时候反思四十年变化的话，成为一个贵族是三代人的事。有的时候有点耐心、有点时间，很多事情急不来。

人是可以反省的，就像当我发现我原来是一个有病的人，我原来心理很贫穷，权利欲望很强，两性关系上面的处理，实际上心理是病态，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转化了。就像我说一件事情，总有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