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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黛霖:男权阴影下的女性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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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玛伯格曼电影中经常着重塑造女性形象,但是导演本人对女性的态度是矛盾暧昧的,一方面他的电影展现了对男权制的厌恶,另一方面似乎又在以男权社会的标准要求女性,女性仍然面临着生存困境。

  英格玛伯格曼是瑞典的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对女性有着密切关注的导演。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对女性定位的思考。评论家们多认为伯格曼的电影中,有一类女性勇于迈出自我独立的一步,和男性权威作斗争,进行“对父权制的反抗”。不可否认,这类女性的特点固然在伯格曼的电影中有所体现,但是伯格曼对她们的认识和塑造似乎并不清晰。相反,当伯格曼开始站在女性的价值和感性立场上寻求意义,试图用“室内剧”来探索女性们的生存状态时,他思想上的矛盾就更加凸显出来,一方面,他厌恶父权制的淫威,呼唤女性对传统价值观的叛逆,而在潜意识中,伯格曼依然无法舍弃男权中心话语下的性别秩序,甚至有想让女性顺从这种秩序的倾向,这种想法导致了电影中的悖论,导演本想强调女性的重要性,试图为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问题找到药方,但最后却重新归罪于女性,对女性的探索仍然禁锢在男权制度的阴影之下。所以,本文以伯格曼的经典女性电影《秋日奏鸣曲》为例,来探讨伯格曼电影文本中分裂和矛盾的女性论述,试图揭开在女性主体地位渐强的今日,盖在女性头上的男权面纱,展示男女两性关系中存在的隐秘问题。

  一、男权的失落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外的“他者”,始终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如果这是男性霸权主义最明显的表征,那么在《秋日奏鸣曲》中,还是能看到伯格曼对这种霸权的摒弃和批判。他承认自己开始电影创作时是要反叛父权和代表父权的人物,而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伯格曼的父亲是一位严肃的路德教派牧师,对幼年伯格曼的管束严厉到甚至近于苛刻。因为牧师的家庭是向社会公开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成为别人的榜样。伯格曼认为,自己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他首先质疑的男权形象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一天到晚在教堂里大谈对上帝的爱,可在家里他却绝口不谈,大家之间只存在着怨恨。”对父亲的反感又让他对西方最基础的父权形象——上帝产生叛逆,他在自传里表明:“上帝并不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恶劣的神,心胸狭隘,充满不可饶恕的偏见。”

  童年的影响和个人的思索,使得《秋日奏鸣曲》中的男性都被边缘化处理。影片中伊娃的丈夫就是一位牧师,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和伯格曼父亲形象的投射,导演对他的弱化是显而易见的。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牧师,非但不能帮助身边的人们超脱苦难,反而要在影片开头向故事外的观众倾诉自己家庭的问题和困惑,以此寻求帮助。他找不到让伊娃明白自己深爱着她的办法,看似和谐的夫妻生活之间其实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阂。

  而影片中的另一位男性形象,母亲夏洛特的伴侣雷奥纳多在电影开场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伯格曼通过夏洛特的回忆让他出场,回忆里的他也是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出现在夏洛特到医院看守雷奥纳多时,日落西山,雷奥纳多躺在病床上,只有一个单薄的身形,所有生命表征都已经离他而去。这似乎是伯格曼对男权的一个隐喻——它已经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形单影只,死气沉沉,失落了蓬勃的活力。从镜头转回夏洛特的现实生活那一刻起,男性退场,整个故事开始围绕着两代女性的纠葛展开。

  伯格曼有意地在作品中排斥父权,营造出父权衰微,而女性作为主角登上舞台的氛围。尤其是《秋日奏鸣曲》中的夏洛特,更是彰显出一个浪漫热情、个性和才华兼具、让许多男人为之倾倒的女性形象。父权失落了,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在这个无父的世界里,女性在地位上的突围依然面临着重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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