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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谈老龄化误区:只关注养老金 对人口政策期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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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谈老龄化误区:只关注养老金 对人口政策期望过高

  发挥中国优势应对人口老龄化

  □彭希哲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在养老制度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未备先老”。而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将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产生直接影响,养老金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难点所在,尽快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长期照护等制度,都可以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丰富的经验。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涉老制度安排也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应当重视和充分发挥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和大国特征等优势。

  ■老龄化是一个跨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问题,公共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目前,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由此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所以对其干预绝不仅仅是局部、静态的政策调整,需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从整体的、动态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布局。

  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据统计,2010年全球人口老龄化国家和地区为76个,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至157个。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种人口现象,是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及比重提高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老龄化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差别只是老龄化出现的早晚与进程的快慢。与世界其他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绝对规模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显著、发展不均衡和波动幅度大等特征。

  “未备先老”是核心问题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未备先老”是其核心问题。从2015年到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将从2.2亿人激增至4.3亿人左右,之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有所放缓,进入所谓“高位平台期”,到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从2015年到2035年是人口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尤其是在2017年至2021年间,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但是从目前来看,影响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现有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

  老年人口的增加是影响未来抚养比上升的主导因素,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必要但效果有限。我国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预计将分别于2015年至2020年和2030年至2035年间超过0-14岁少儿人口的规模。在2030年之后,老年人口自身结构的老化开始凸显,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重点将明显向老年人口倾斜,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增加至现在水平的3倍以上。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虽然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带来近期少儿人数增加和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但至少要到2025年至2030年以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复杂度,但也创造了政策空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梯次特征,城乡差异则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特征,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的生育率差异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密切相关。大量年轻人口离开中西部农村地区向东部和城市地区迁移,是该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因素,而这种人口转移又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常住老年人口的比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及未来中老年农村流动人口返回原流出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将通过人口流动更多地传导至中西部地区。这会在全国层面增加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度,但也为城镇地区有效地延长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创造了政策腾挪的空间。

  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居家养老都是最主要的养老形式之一,几乎所有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地通过家庭或社区得到相应养老服务。随着我国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家庭结构格局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家庭在未来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我国家庭户的户均老年人数量在2010年为0.41人/户,与此同时的户均孩子数量为0.51人/户,平均每个家庭在过去的30年内减少了差不多1个孩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望增加平均家庭户的孩子数,纯老家庭户的数量和比重会持续增加,在家庭政策及相关服务仍系统性缺位的情况下,这些现象将使国家目前以家庭为落脚点的诸多养老战略和政策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

  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不断提升,形成新的“长寿风险”。2010 年,我国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的预期余寿分别为20.04岁和23.14岁,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17.22年,平均带残存活时间约为2.53年,相比2000年均稳步提升。不同口径的老年人口失能率区间为10.48%至13.31%。其中,中重度失能的老人比例不会超过3%。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稳步提高,对涉及老年人口的公共服务不断产生增长压力,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的“长寿风险”问题,这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建设和老年科技发展的滞后性,相应的养老制度和政策项目迫切需要改革。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三个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在养老制度相对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未备先老”。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养老金领取者与缴纳养老保险的在职劳动者的比例不断提高,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产生直接影响,养老金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难点所在,尽快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我们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制度的影响。相比中青年群体,老年人口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明显更高,这与老年人口主要受退行性疾病影响有关。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老龄化使医疗保险基金供给不断减少:另一方面,老龄化使得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断增加。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老年人医疗费用将大幅度增长,给医疗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带来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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